Cathedral of Milan
一提到米兰，人们首先会想到闻名遐迩的米兰大教堂。
教堂正面有6个巨大石柱，上面雕刻着数十幅大型浮雕和上百个人像。方柱之间是5座黄铜大门，它记录着米兰的过去和现在，荣耀与辉煌。我们“走进米兰”的第一讲就从左边第一个铜门开始吧。
这个大门的主题是“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设计师阿利戈·米内尔比(Arrigo Minerbi)是住在米兰的犹太人，设计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雕塑完成于1948年。在雕塑中，除了米兰敕令，还有《米兰敕令》颁布前基督教徒被处以各种刑罚，财产被没收的悲惨情景。
米兰敕令
讲到米兰敕令，就不得不讲讲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和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4年－312年）创立的四帝共治制（Tetrarchy）。
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一片混乱，史书上称“三世纪危机”。当时的罗马，城乡不平衡，城市耗尽了农村的资源和生产力，犹如寄生虫；东西不平衡，西部建的帝国而东部却更加繁荣，更加城市化和商业化；帝国的规模太大，尾大不掉；政权交接无序，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可以拥立和废黜皇帝，从235-284年，50年间出了30多位皇帝，很多是被杀死的。这里特别谈谈继承权问题，在罗马曾经有过王朝家族式传位，例如从屋大维到尼禄，是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在以后的五贤帝时期，则由前任指定，这克服了家族偏见，是个进步，造就了罗马黄金200年；但到了3世纪，元老院势弱，帝国行政大范围崩溃，穷兵黩武，谁的军队势力大谁上台，这对平民百姓来说是最坏的一种，其统治也最不稳定。内部统治不稳定，外部入侵必猖獗。这时候的外部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部的老对手波斯，它于260年俘虏了瓦勒良皇帝，据说还剥了皮；二是北部蛮族在莱茵河、多瑙河沿线蠢蠢欲动。
戴克里先也是个军人，草根出生，崛起于行伍之中，他成功阻止了日耳曼人横渡多瑙河与莱茵河，于284年被他的军队推举上位。他性情严肃，性格坚定，行事果敢，他彻底剥掉了罗马帝国披着的罗马共和的虚伪外衣，不再说自己是“第一公民”，而改为“主人”，做起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个名实相符的皇帝。但这个皇帝却没有集权，他认为要解决庞大帝国的内外忧患，唯一希望是分权。
他首先将帝国一分为二，又进一步设计了四帝共治，即帝国东西两部分别由两位主皇帝统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辅政。在罗马皇帝众多的头衔里，奥古斯都最为重要，所以将其授予两位主皇帝，两位副皇帝则获得较次要的称谓——凯撒，在主皇帝退休或死亡时，由副皇帝继承，而继位的主皇帝则任命新的副皇帝。
292年，戴克里先正式推行此制，并任命自己为东部帝国主皇帝，马克西米安（Maximian，250-310，也是行伍出身，以服从为天职）为西部帝国主皇帝。两帝都不以罗马为都，分别建立新都。293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各自指定一位凯撒，即加莱里乌斯（250-311）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250-306），并正式任命其为继承人。四帝共治似乎有主有次，但实际局面是四位皇帝各自统治着四分之一的帝国，出现了两个首都，两个副都。西部地区的首都是米兰（米兰的重要性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靠北，能更快地奔赴莱茵河和多瑙河，而罗马地处地中海内），副都是特利尔（Trier,这里如今保存了最好的罗马遗迹，还是马克思的故乡），东部地区的首都是尼科美底亚（Nicomedia，今天土耳其的伊兹米特），副都是西米乌姆（Sirmium，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
如今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外的西南角处立着一座四位罗马皇帝和谐的站立在一起的斑岩雕像。这是公元300年左右的作品，曾放置在君士坦丁堡，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被运到威尼斯，底座中短缺的一块如今在君士坦丁堡考古博物馆。拥抱对方的是主皇帝，留有胡子；被拥抱者是副皇帝，一幅年轻的面孔。
四帝共治并没有很成功，而罗马帝国却被一分为二了，并且重心开始向东部转移，戴克里先任的就是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这与东部的繁荣以及东部的外来入侵形式严峻，方便调集军队有关。这也为以后的罗马迁都和东西罗马的分割埋下了伏笔。
发明了四帝共治的戴克里先还算明君，他在皇位上成功地坚持了十余年后自愿放弃帝位与权力，肯这样做的罗马皇帝只有他一位，以后他也是唯一一位面带笑容死去的皇帝。
四帝共治下的权力交接没搞了两轮就失效了，一片混乱中产生了一名新皇帝，这就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275—337，306—337任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 275—337
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是希腊人，基督教徒，以后封圣。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于公元293年成为西方的副皇帝，驻扎特利尔。在他父亲做西部凯撒时，君士坦丁被派到东部效力。305年，戴克里先主动卸任，伽列里乌斯升任奥古斯都，但他没有指定君士坦丁做凯撒，引发君士坦丁反叛。306年，君士坦丁在大英组织军队，紧逼到高卢，伽列里乌斯不情愿地承认他为凯撒，但已经任命的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反叛，在西部篡位。311年，伽列里乌斯死于癌症，东部皇帝由李锡尼（Gaius 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263－325年）担任，他允许君士坦丁去处理西部篡位的马克森提乌斯。312年10月28日，著名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在台伯河上最重要的米尔维安大桥（Milvian Bridge）上打响，君士坦丁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马克森提乌斯溺毙于河中。
这场战役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此后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的不二君主，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战役中皈依了基督教。按照一些史学家的说法，这场战役标志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开始。与君士坦丁私交很好的罗马哲学家拉克坦修斯（Lactantius，250 —325）就讲过上帝如何向君士坦丁及其部下托梦，允诺只要他们把十字架涂在他们的盾牌上就会胜利。这种上天托梦的谶纬之说被精心包装后传播到了各地，君士坦丁在此战中的胜利也被神学家们描绘为一场十字架对宝剑的胜利，一场上帝对世俗力量的胜利，这样的观念在之后的中世纪西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梵蒂冈博物馆有四间拉斐尔画室，其中的君士坦丁大厅里有君士坦丁看到十字架、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以及君士坦丁受洗的大型壁画，它们记述了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这几幅作品是拉斐尔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画的。
罗马斗兽场西边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建于315年，也是为了庆祝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而建的，但仔细端详这座凯旋门，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基督教标志。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313年的米兰敕令是白纸黑字，它确实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之后，帝国东部的奥古斯都是李锡尼，西部是君士坦丁。313年，李锡尼专程赶到米兰会见君士坦丁并且迎娶了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康斯坦莎（Constantia），企图通过联姻稳定与西部的关系，君士坦丁参加了婚礼。更为重要的是，两位皇帝借这次会晤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当时李锡尼是异教徒，但愿意宽容基督教。
敕令内容如下：
“尽管为了保证帝国的统一和安全有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日夜操劳，但我们仍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使一切都能恢复罗马的古制，并重振罗马的公众秩序。我们还特别希望使那些抛弃他们的祖先所建立的宗教和仪式，狂妄地厌弃古代的一切做法，完全凭自己胡思乱想凭空造出一些荒唐的法律和奇谈怪论，并在我们帝国的不同省份自行组成社团的受蒙骗的基督教徒们重新回到理性和合乎自然的道路上来。我们在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敕令已使许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还丧失了性命，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由于始终仍坚持其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一向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格外开恩。
我们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只要他们永远不忘对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着适当的尊敬，他们便可以毫无畏惧，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各自的会场中集会。我们马上还将另有一道敕令将我们的意图告知各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
米兰敕令的核心价值不是肯定基督教，而只是宽容，宽容不同意见，不同信仰。
敕令颁布之后，罗马帝国返还了戴克里先执政时没收的财产，减少了教会的赋税，允许主教使用帝国的驿站系统，同意在罗马城外建两座基督教教堂（圣彼得教堂；拉特朗大殿）。从此，罗马的基督徒们再也不必躲在地窖和山洞里向上帝祷告，而可以光明正大的走进教堂，在十字架和耶稣像前与上帝对话；全罗马的牧师，神父和主教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在小角落传教，而可以自由的走在罗马的大道上向所有人传递来自上帝的福音。
对于君士坦丁来说，除了个人的信仰，他可能有更深一层的战略思考，帝国的重心正在向东部转移，而东部基督教人口稠密，又是其发源地。基督教早期有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他四个教区（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拜占庭）都在帝国东部。另外就是文化的考量，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对希腊有极大的依恋。凯撒预言，持希腊语的爱琴海沿海地区才是希腊化罗马帝国的核心及其生命力的主要来源，君士坦丁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再用阴谋论来揣度一下君士坦丁，这可能是他给李锡尼挖的一个坑。米兰结亲和米兰敕令之后，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维持了一个大致和平的局面；其中双方明争暗斗，偶而也擦枪走火，比如314年（一说316年）的塞巴莱之战和317年的马蒂亚之战，两战均以君士坦丁的胜利告终。面对失败，李锡尼对身边的基督徒越来越恐惧和不信任，认为他们会为君士坦丁做内应而要自己的性命；在饱受了几年的精神折磨之后，他终于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320年，他毅然决然地撕毁了《米兰敕令》，重新对基督教展开暴力镇压。以前罗马对基督教所采取的镇压最多是以维稳为目的的有限度迫害，可李锡尼这次却在东部大开杀戒，焚烧教堂和神像，处决主教和牧师，并且恢复了戴克里先时代的一大批针对基督徒的荒唐法令。结果东部基督徒对李锡尼的反抗一时间风起云涌，这给了君士坦丁天赐良机。
324年，又一场著名的战役打响，这就是克里索波利斯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帝国东部的安纳托利亚大区，李锡尼以保全性命为条件在尼科米底亚向君士坦丁投降。君士坦丁从“共帝” 身份中解脱出来，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也是在这次战役中，君士坦丁意识到了拜占庭的重要性，他发布了建都令，拜占庭开始变得举世瞩目。
当时基督教世界本身也有许多争端，例如圣父圣子之争，三位一体之争（三位一体是希腊教会在二世纪中叶脱离了早期犹太教后发明出来的，他们想方设法抬高基督耶稣的地位，朝着与神完全同等的方向神化他），基督教世界把争端呈给君士坦丁，让皇帝做裁决。于是君士坦丁主持了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这意味着教会和国家被混为一谈。这次会议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性主教会议，是政教合一的起点，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正式分离的标志，也是耶稣正式被神化的开始。
尼西亚会议之后，君士坦丁进一步颁布了一大告示，谕令全国臣民都要皈依基督教；君士坦丁还按照教会的建议颁布了许多法律，例如禁止已婚男人有情妇，以火刑惩罚强奸，这些都是基督教意识，不是罗马态度。
330年，罗马正式迁都拜占庭，这也意味着罗马帝国选择了基督教这种意识形态。
在君士坦丁去世的337年，帝国有一半的人皈依了基督教。没有皈依的主要是农村的农民，军队和知识分子。
半个多世纪之后，392年，狄奥多西（Theodosius，378—395）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当时罗马帝国已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至少名义上是基督教徒。
回顾这段历史，似乎是一个皇帝，一场战役，一道敕令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精神走向和政治文化格局。但我们学哲学的，总希望能从偶然性中找到一些必然性，从个人的转变中发现一种社会转变。
基督教对罗马人来说是一个外来的非常陌生的宗教，它为什么会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并最终成为帝国身份的象征？我们知道，罗马信奉多神教，这与基督教是水火不容的，何况它还迫害基督教250年，耶稣之死也是罗马帝国造成的。当然，这250年的迫害是很适度的，不是经常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基督教是一种磨砺，不是摧毁，做的比较极端的只有尼禄和戴克里先。
问题大概还是要追溯到3世纪危机。3世纪的罗马可以认为是一些军队将领在统治，军队拥戴下的皇帝必须给拥戴他的军队以回报，维持统治也需要一个庞大的军队。那时还没有什么赤字预算，债券发行等手段（这是中世纪时意大利的发明），当时的办法就是往钱币中掺杂质，这就是通货膨胀。在一个通货膨胀率很高的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一定是最低的。社会道德水准底下，道德说教就会流行。
还有就是军队的领袖大多不是上层社会的精英，一些来自行省，一些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军队掌权，元老院的传统就丢失了，精英也就毁灭了，由此地方宗教也就毁灭了，外地来的官员不会关心当地的神灵。
另外就是多神教本身也有一些内在的问题，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只解决具体问题，不解决情感和心灵问题，没有为人们提供心灵上的憧憬，没有揭示出生命中更重要的意义。而道德说教和心灵鸡汤只教会人们或逃避，或虚伪。需要心灵拯救的人们自然转向了基督教。基督教认为宗教不是用来祈求财富或消除焦虑的，它也不是只讲天堂的，它考虑更多的是内在性，让人们的灵魂追求更永恒更重要的一些东西。略早于罗马帝国宣布米兰敕令之前的311年，君士坦丁的好友拉克坦修斯就写了《神圣原理》一书，拉克坦修斯认为，苏格拉底早已知道人不能达到真正的知识，后来的怀疑论者又使各种猜测破灭，在知识和猜测这两大方式破灭之后，人类的智慧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而基督教使人们“在智慧中崇拜，用实际活动成全我们的知识。”
当然，对于基督教成为国教总是让人心存疑虑，这是上天的保佑，还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式的礼物？君士坦丁用基督教改变了罗马，同时也改变了基督教。当基督教成为官方文化，它将永远无法摆脱罗马的行政官僚体制，它将再也回不到原始的，抚慰大众心灵的，充满个人魅力的那种状态。基督教此时在罗马不仅是真理的宗教，而且是胜利的宗教，这对基督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
法国历史学家吉本把罗马帝国的衰落归为基督教，认为罗马的罪人就是基督教，他更喜欢多样化的宽容的罗马。吉本生活在18世纪，那是血流成河的宗教战争之后，所以他对宗教的破坏性深恶痛绝，他看问题的角度也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罗马的衰落已经成为必然，基督教只是没有救得了它。
（注：文中部分图片源自英文版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