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被后人誉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
以上是他们肖像。
这三人按年龄排序是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从但丁1265年出生到薄伽丘1375年去世，时间跨度110年。他们三人是有交集的，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比但丁年轻40岁，他的父亲和但丁既是朋友，又是同党，与但丁同时被流放，彼特拉克就出生在流亡途中的阿雷佐；薄伽丘是读拉丁的著作长大的，他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是《但丁传》；彼特拉克与薄伽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1351年，彼特拉克由薄伽丘举荐，到刚刚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讲学。在那里，这两位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通力合作，相互帮助，都分别有重要的学术著作流传后世。
在三位巨星中，我们最后请彼特拉克出场，是因为对文艺复兴来说，彼特拉克的高度与深度都是无人企及的，也是我很难把握并且用一篇短短的文字讲清的。
那我们就从阿维尼翁讲起吧。 1305年，教皇所在地由罗马迁往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这意味着皇权与王权的冲突以及教廷内部的争斗激烈化。幼年的彼特拉克随家人到了阿维尼翁。12岁时，他被送往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16岁时转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如今这两所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都以彼特拉克为荣。1326年，父亲去世，饱读诗书的彼特拉克返回阿维尼翁。
1326年的阿维尼翁正在经历着一场激烈的神学派别之争。
任何神学之争说到底就是谁是异端谁是正宗之争。到底谁是异端呢？在1100年左右，异端这个字眼主要是指“买卖神职的异端行为”（simoniac heresy）,也就是教会腐败。在但丁的神曲中，买卖神职的人位于地狱的第八层。对这种异端，不同的传教士有不同的反应和解决的不同途径。一些传道士在反对神职人员享有特权和教会聚敛财富的同时认为现有的教会是无法根除这种腐败的，因此必须在教义中把灵与肉分开，进一步他们对道成肉身的教义产生怀疑，也反对崇拜耶稣钉十字架。这种极端的反腐败的教派与学说在教会看来比腐败更异端，这种异端是一种体系化的错误信仰，一出现就被教会视为头号敌人。对于腐败，还有的传教士走的是温和路线，这就是多明我教派与方济各教派，他们要求传道人过清贫的生活，恪守严格的教会制度，他们提倡一种更原始的基督教，呼吁以基督为榜样，重回苦路。特别是圣弗朗西斯科，他具有超凡的魅力与感召力，他在临死前，他在双手和身体的一侧烙上了象征十字架的烙印，这也是表示了他们与极端派的不同。对于多明我和方济各教派的这些主张和活动，教会人士也甚感困惑和不安，但这些派别创立时，碰巧遇到开明的英诺森三世在位（1198-1216），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具有了合法地位，其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同时，12世纪的教会学校和13世纪的大学也承担起了阐释教义的任务，但学术团体阐释教义总会与主教和修道士不同，他们总是另辟蹊径，要创造新方法和新的论证体系。这种新的论证体系就是经院主义，这一学说把基督教信仰与通过阿拉伯人引介到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调和，认为神创造了可以被人理解的不变的理性秩序，它是世界的本质或共相。这种理论似乎给了神很高的地位，但实际限制了神的全能，神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行动，而是按照自己最初的约定在作为，神与人的关系通过共相成了种和属的关系，成了一种逻辑三段论的关系。基督教的虔诚捍卫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更何况这种理论是通过伊斯兰阐释者进入基督教世界的，于是这种曲高和寡的教义阐释很快也被视为异端，而批判经院主义的任务是由圣方济各教派的学理代言人奥康姆（William of Ockham,约1287-1347）来完成的。奥康姆早年加入圣方济各教会，1309-1321年间在牛津大学研究和讲授神学。他用唯名论来和经院哲学对抗，主张神是全能的，它直接创造个体，那些所谓共相仅仅是一些符号，并不真实存在，而被神直接创造的个体倒是以千差万别的方式独立地存在着，这种千差万别的统一性在神那里，而不在什么共相当中。唯名论的提出距圣方济各教派的成立有100年的时间差，不幸的是，此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不喜欢圣方济各教派，他反对对教士过于苛刻，而且还谴责和追捕那些最忠诚的方济各会修士，认为苦行生活没有什么道德的优越性，教士既然行使着神在世间的权力，就要过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活。
从以上烧脑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异端这个概念的历史变迁与随意性。腐败是异端，极端反腐败更是异端，独善其身也可能是异端。经院主义是异端，唯名论也是异端。谁触动了教会的固有秩序谁就是异端。
我们再回到1326年，再回到处在多事之秋的阿维尼翁，此时约翰二十二世在位（1316-1334），他是一位法国人，是第二位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这一年，圣方济各教派的哲学代言人、唯名论的代表人物奥康姆从英国来到阿维尼翁为其教会辩护；企图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求平衡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遭遇了在巴黎和牛津大学的思想失败之后也来到阿维尼翁寻求教廷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位多明我会的代表人物德国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 1260-1328），他以后被认为是德国新教和存在主义的先驱。结果呢，奥康姆发现教皇才是异端，于是逃离阿维尼翁，去寻求与教皇争权的皇室的保护；埃克哈特的28篇著作被定为异端和异端嫌疑，1328年死在阿维尼翁；而经院主义在教会那里就是阿威罗伊主义。6年之后，这位一心想重温英诺森三世的旧梦，充当世界主宰的约翰二十二世也被枢机主教们指控为异端。
22岁的彼特拉克冷眼旁观着这些争论。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对一些神职人员的野心、贪婪和放荡充满了厌恶以及仇恨。他也不喜欢经院哲学，认为它过于迷恋范畴而忽视了个体的存在。他本质上是个唯名论者，但厌恶唯名论只玩弄辞藻，不关乎现实与真理。
以后的1330年—1347年间，彼特拉克担任神职，为红衣主教科隆那做一些文书工作。在此期间，他用大量时间旅行、收集书籍、阅读、写作，他编写了李维《罗马史》的第一个学术版本；为刻骨铭心的爱情写下了抒情诗集《歌集》；还有《我的秘密》、《论孤独的生活》、《两种命运的补救方法》等对话集和散文，这些著作在今天还在被广泛阅读。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日益成熟，面对一个无序的世界，他给出了他独特的答案。
他认为时代的沉沦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充满纷争、秩序混乱的世界，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道德目的可以追求。彼特拉克讲的人不是一个种的概念，而是一个由神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个人。要想知道这个个人应当追求什么，就必须理解个人是什么。
实在论与唯名论对于人的认识都有两个维度。实在论似乎给了人很高的地位，因为人有理性，可以认识到人的神性，但实际上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在这种理论中完全被抹杀了，他只是种的属，而不是神的独特创造物。唯名论认为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依赖于神的自由意志，是神的偶然创造，这似乎使人失去了其在被造物中的尊贵位置，没有自然秩序可循，没有确定的得救路经，但它似乎无意间又给了个体更大的自由，指出了人在幸运和厄运之间做自己主人的可能性。
彼特拉克设想了一种新人，这种人有新的美德，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
希腊文化中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人的身份本质上是城邦的，离开雅典，你就不再是你，所以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而不是流放。以后斯多葛学派把城邦公民的概念发展为宇宙公民，认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自身具有自然法的巨大城邦，智慧的人也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宇宙城邦的公民。基督教设想了一个更高的更尊贵的上帝之城，人们是上帝之城的公民。
而新的人的个体性是对人的政治的、宇宙论的、神学的这种依附身份的拒斥。彼特拉克主张不求助于城邦，也不求助于宇宙或神，而是朝自己看去。人的安定之岛不是你的公民身份和教徒身份，而是人的个体性，是自己的美德与智慧，“即使世界遭到毁灭，我也会无所畏惧地面对废墟”。人如同一位艺术家，最伟大的艺术品是他自己。
彼特拉克主张的个体性带有强烈的非政治性。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想法可能源于他政治上的不得意或厌恶政治。实际恰恰相反，他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他终身为复兴罗马共和国努力，支持教皇返回罗马，但同时，他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和隐私，拒绝所有宫廷生活的邀请，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旅行、收集图书、阅读与写作上。他把雇主看成赞助人而不是主人。他去世时拥有欧洲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他的收藏成了人文学的基础。他就是现代个体人的典范。
他用榜样来具体阐述什么是美德，为此他写了著名的史诗《阿非利加》，并为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在彼特拉克这里，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这样一个概念出现了。这是人文主义对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贡献。理解个体性是我们理解现代性或理解西方的一个重大的障碍。希望彼特拉克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1347年，彼特拉克离开科隆那主教，1348年，彼特拉克经历了黑死病夺走心中所爱的痛苦，然后继续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米兰、帕多瓦、威尼斯游历。
在威尼斯的大运河上，我们会看到彼特拉克曾经住过的的宅邸，它是威尼斯共和国馈赠的，气势恢宏，位于海滨，俯瞰圣马可湾，在窗口可洞悉整个城市港口的喧嚣。
彼特拉克曾经住过的的宅邸
1374年，彼特拉克在一个名叫阿克瓦的小村庄与世长辞，享年70岁。当人们来到他的房间时，发现他的头还埋在维吉尔的手稿中。他一生的挚友薄伽丘为他写下了悼亡诗：
如今你已离去，我亲爱的先生，
到上帝选定的那个地方，
那里，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在离开这邪恶的世界后栖身。
如今，你能经常随你的心，
把亲爱的劳拉看个欢畅，
那边，菲亚美塔，我美丽的女郎，
在上帝面前，与她同坐同行。
如今，你与西努契、齐诺、但丁，
共同生活，稳稳地永远在一起安息，
观看我们不了解的事物。
唉，在飘零的世界我倘能叫你高兴，
把我带到你的身后，那里我可以
高兴地看到第一个燃起我爱火的少女。
编辑：孙德利